“东坡馆”随想

老家在黄梅，隶属黄州。又曾供职保定，下辖定州。近日南来疗养，居在杭州。之所以提及三州，是因为我在西湖边参观“苏东坡纪念馆”之后，想到了另外两州的同名纪念馆。居士一生，坎坷不平，颠沛流离，浪迹天涯，但这三州却使他度过了人生的三个重要阶段。各设一馆，招彰先贤，也是应有之义。

由此想到，如今给名人修纪念馆风气很盛。同一名人的足迹若涉及到多地，纪念馆便有好几家，还有一地给同一人修了两馆的。各馆如何办出特色，避免内容雷同，也就是应该考虑的了。这里想就我见过的东坡三馆，谈谈看法。

同杭州的东坡馆一样，黄州和定州的两馆也属于小巧型。展厅里，内容都很简略，仅是家世、行踪、政绩、文学等方面的概说，提纲携领，不言其详，并辅以一些图片。也许，三个馆的创意者曾经互相观摩过，彼此借鉴和交流了吧。三馆若各自把握苏东坡在这三个历史时期的不同业绩，各显其特色，那会是更有意味的事。

杭州的馆，特色应在于张扬苏东坡的政绩。两次治杭，先后历时五年，是他的政绩最突出的时期。居士虽然以文学成就光耀于史册，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，但同时在政治上也颇有作为，是一位进步的政治家。青年时代，他随同父亲苏洵走出四川眉山，其抱负显然在于从政。36岁到杭州任通判，离京任地方官，正宏心勃勃，想干一番事业。后来再到杭州任知州，是那个时代的第一把手，也有权干一番事业。实际上，他在杭州救灾赈民，开河浚湖，严明法制，兴办教育，做了许多好事，很有政绩。这些政绩在如今的杭州馆里过于简略。像我这样一个有心的游客，看后未免觉得不足。

苏东坡的钱塘诗词虽然也写得出色，但其文学的最辉煌时期，所达到的最高成就，不是在杭州，而是在黄州。那应是黄州馆大书特书的一笔。

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不仿先讲一段诗话。一次，苏东坡问门客：“我的词比柳耆卿（柳永）的怎样？”门客回答：“柳郎中的词，只配十七八岁小姑娘手击红牙拍，歌‘杨柳岸晓风残月’（柳永《雨霖铃》中的句子）。你苏学士的词，却须关西大汉手执铁绰板，唱‘大江东去’。”这话有奉承之嫌，却也是实情。苏东坡听了很得意，他也是自认这一点的。柳永是苏东坡同时代的钱塘诗人。我在西湖的好几处，看到挂有他的大作。如《曲院风荷》是的《荷史展馆”，就挂有他的一首《望海潮·吟钱塘》。“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”，“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，羌管弄晴，菱歌泛液”。确实把西湖写得很美。一家善唱“小桥流水”，一家好唱“大江东去”。作为文学风格，偏爱可以，褒贬不宜。由此却能看出，西湖的美不易于苏东坡发挥自己的文学风格，只有到了黄州，到了赤壁，大江之美，才使他才思奔涌，成就了《赤壁赋》、《后赤壁赋》、《赤壁怀古》等散文和词，从而登上了他的文学巅峰。

我漫步在苏堤上，便想，这堤虽然是苏东坡的杰作，但不属于他的诗情。“杨柳岸晓风残月”是属于柳永的，是柳永的歌唱之地。大江才属于居士，赤壁才是他的最佳的歌唱之地。若没有45岁那年的贬官，到不了黄州，且不是任团练副使这个闲官，恐怕后人也就听不到他的“大江东去”的壮歌吧。倘若那样，岂不是文学史的遗憾。苏东坡创造了苏堤，却把的诗情赋予了柳永们，这也是颇有意思的事。

当年参观定州的东坡馆，我曾给主事者提过建议，说这里突出的应是苏东坡对世事的洞明，对人情的练达。他57岁出知定州，已经到了晚年。这个时期，在他多次遭贬，历经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，明察政事，恐怕有些心灰意冷了。我查阅过定州的史籍，得知他在那里没有什么作为，也没写下什么名篇，只是他喜欢种柳，不知是不是从西湖带去的遗风，让那里的民众种了不少的柳树。很快，他就贬离定州，退出政坛，1101年卒于常州，时年六十有六。